当然，我的个人投资若原本是与其他人的投资活动密切相关的，则我的投资原本就会因他人投资的减少而减少。

现在物价指数逐月上涨，产生了通胀预期，但是并不强烈。第三，宏观政策转向中性和稳定，不但有助于抑制通胀的发展，有助于稳定物价，而且也是有利于我国发展思路由高速增长转向以中速增长为目标。

中央提出管好通胀预期，不是说预期要来的通胀一定会严重，而是知会公众正确对待预期通胀的来临，部署管理层做好防控通胀的预案。而片面追求过高速度是不能持续的。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导致食品供应存在不确定性，而食品对CPI指数的影响不可小视。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即使结束经济衰退，也不可能回到2008年以前依靠过度消费支持繁荣的状况，而是会降低消费率，提高储蓄率。我国率先复苏，恐怕也要在这方面先走一步，将宏观调控由过度宽松转向适度宽松再转向中性稳健的政策。

如果宏观调控的力度收缩，由宽松逐步收缩转型，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货币信贷供应超速增长的滞后影响（半年期），且货币信贷有持续扩张的预期，即使央行有控制信贷投放的意愿，但许多投资项目需要后续资金，货币信贷2010年可能继续扩张，推动房市股市及物市波动。过去三年里人民币的确升值了不少，但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也越来越大吗？同样的事实是，最近半年多来，人民币汇率虽然和以前一样稳定，没有升值，但中国贸易顺差却越来越小，于今年三月还将会结束已经连续了70个月（将近6年）的贸易顺差局面并破天荒出现至少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出口退税制度，这些在中国沿海地区存在了数十年的以低附加值加工贸易为主的高污染、高能耗、高资源性的所谓外向型企业恐怕早就被淘汰了，而且，我国的技术和产业结构恐怕也早就更新换代了。众所周知，这些年里中国进口原材料的轮番上涨与我们的退税额的逐年走高互为因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迄今死扣难解。因为退税制度的改革完全可以逐步体现出口商品的真实成本并逐步显露出人民币的真实币值来的。这是因为在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后，国际上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各种迹象都表明，现在的确是到了反思和改革这类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曾经在历史上起过一段时间好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后遗症的经贸政策和制度的时候了。这样做虽然理论上无限扩大了汇率变动的空间，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完全可以使人民币汇率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

除了可以有效地减少或消除国际上对中国汇率制度的指责和诟病外，这个制度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指出的好处，即在这个制度下，人民币汇率走向（指币值是升还是降），将始终处于一个模糊状态，不再明确可期，再加上中央政府手里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的威慑作用，该制度的实行完全可以让那些多年来一直因趋利可期而冲击中国金融秩序并带来很多资本市场乱象的的国际热钱，也就是所谓国际投机资本，摸不着头脑，找不到北，从而让它们无所适从，彻底失去投机方向。结果呢？我们用牺牲民生和民权的代价却不仅换回了一大堆口水和訾骂，还换回来一个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一大堆随着美元不断贬值也在那里不停缩水的所谓外汇储备。为了维持出口（其实净出口在拉动中国经济方面早已是负值，也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包袱了），我国的出口退税规模也只能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到了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极限了。而这一事实无疑将给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今后的实际走向产生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多年来，我们发展经济的口号就是说保增长、保出口、保就业。我们长期以来所依赖的出口退税制度的弊端还远不止这些。一是在实行初期，倘其他的配套性制度改革没有跟上，或者我们依然不愿意改革那些制度，中国的内需也仍然扩大不了，而对外贸易则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扬，会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加快萎缩的状态而得不到改善。也就是说，目前或在一段不能太短的时期内，人民币决不能升值，更不能一次性地大幅度升值。

可是我总觉得，目前争论的各方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步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之中。笔者在前不久公开发表的一篇有关人民币升值困境的文章中分析，鉴于中国的土地资产没有实现市场化和民有化，人口占比70%以上的农民没有资产性收入，中国的内需无法扩大，这必然导致劳动成本迅速上升的部分将更多地反映和附加到出口商品的价格上去，从而迅速提高了出口商品的价格，也很快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是未知的风险。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去掩饰或回避经济发展中的那些棘手的问题，如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等。

进入 史啸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币升值 。显然，只要我们现在就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根本无须人民币升值，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很快丢失，一大批三高一低（即高能耗、高污染、高资源性和低附加值）工厂或将倒闭或转移到那些人口红利还处于爆发期的邻国去了。首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必须在一个汇率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并在一个相对适当的时间内进行。从这个角度说，目前的确是中国改革紧盯美元汇率制度为有干预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最佳时机。因为退税制度的改革完全可以逐步体现出口商品的真实成本并逐步显露出人民币的真实币值来的。当然，实行这个浮动汇率制度并非都是优点和好处，就没有弱点或缺陷了。

由此可见，中方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一国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与其本币的汇率高低确实关系不大的吗？我揣测，这可能是温家宝总理说他对中国即将出现贸易逆差而暗暗高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比如，就在前两天，也就是3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的外方主要代表时就披露说，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中国从贸易顺差约200亿美元到今年3月贸易逆差80多亿美元。

比如，出口退税表面上能够降低出口商品的售价，扩大了出口，但实际上这么做就等于是中国政府拿中国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那些进口和享用这些中国出口商品的外国人，特别是喜欢透支消费、花钱如流水的美国人。看了上述数据的对比，亲爱的读者，你们会产生怎样的感觉呢？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的所谓巨大的贸易顺差其实一大半都是由中国这些年不断增多的出口退税贡献出来的，而我国这两年增加的所谓巨量的外汇储备大多也不过是用出口退税的人民币交换来的而已。

这种贸易逆差的出现虽然可以暂时堵一下那些施压中国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人的嘴巴，但对中国而言却非好事。美元跌，则人民币也跌，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则在一个极小的区间内浮动。

到底如何拿捏呢？我说不准，还是见仁见智吧。这一分析结果显然出乎许多人的意外，但它确实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说，中国在微观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不设法改革、放开和搞活的话，其在宏观制度层面的改革也肯定将成为一句空话。不仅如此，我还认为，中国这种罕见的贸易逆差一经出现，估计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将会连续出现逆差，且这种态势将呈刚性状态，难以改变，除非我们现有的已经实行多年的以出口退税为核心的外贸政策以及以紧盯美元为宗旨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出现根本性的改革和变化。

这种态势积累下去必将逼迫中央政府不得不使用外汇储备去频繁地干预汇率，使得人民币汇率走向从模糊变得清晰，从难期变成可期，而国际投机性资本则可乘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久而久之，这个浮动汇率制度的风险也就很大了。可我们为了保持GDP的快速发展，对待早已问题多多的外贸就像对待社会维稳一样，总是害怕承担制度改革的风险，也总是不愿意通过制度改革扩大内需和国民的购买力以及采用转变低人权经济增长模式等方式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我还认为，这种有干预的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一种比较成熟有效的汇率制度。但是与国际上某些市场化和资本化程度非常高，市场运作也非常成熟的主要货币，如美元和欧元（上世纪末后）相比，经济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货币就很难独自浮动。

过去三年里人民币的确升值了不少，但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也越来越大吗？同样的事实是，最近半年多来，人民币汇率虽然和以前一样稳定，没有升值，但中国贸易顺差却越来越小，于今年三月还将会结束已经连续了70个月（将近6年）的贸易顺差局面并破天荒出现至少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换句话问道：如果这些年我们不是采取出口退税这类扩大出口的政策来营造这个颇有成就感的也饱受诟病的贸易顺差，而是锐意改革那些阻碍我国扩大内需的落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们今天的人民币汇率会遭到国际上如此强烈的质疑谴责以及如此巨大的升值压力吗？答案显然是不会的。

这是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降低的结果。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如东南亚各国和海湾国家以及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部分中等发达国家似乎也都在这么做。因此，我们必须在推行汇率制度改革的同时，下决心改革那些阻碍我国内需扩大的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决不能让土地出让金等短期的既得利益遮蔽决策者的双眼，再后退回到原有的那个旧制度体系中去。但这个顺（逆）差的巨大程度却是一目了然的。

中国的出口退税额也十分巨大。倘按此数额估算，估计中国去年全年已经办理的退税总额至少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

但是，与改革相对简单的出口退税制度不同（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可以先行递减退税比例，再给出一个完全退出时间表，同时出台一系列相关的产业促进政策，以逐步淘汰那些落后的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加快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换代），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就要复杂得多，所面临的风险当然也巨大得多。分析到这里人们肯定会问，你说了这么多，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呢？这个问题国内政学两界已有不少人已在研究了，而且回答起来的确非常复杂，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的。

这些重大抉择的利弊得失都需要政府尽快加以评估以尽快拿出对策来加以解决。因为一方面，国际贸易都是遵循自愿的原则，没有人强迫你美国人做买卖的。